陈道富：从信贷市场看当前的经济及政策应对

这一症结到底在哪里？值得深思。

第一个30年，是1949年到1979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也发现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问题。

尽管这次在金融危机中，由于我们此前比较稳健没有急于推进金融国际化，因此受到冲击较小，但我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尽管现在大型国企的利润率还是比较可观，但考虑到这些企业多数是在资源性垄断性行业，大量资源性、垄断性收入应该归为国家所有而不是表现为企业利润，但现在这些都表现为企业利润。如果前30年就搞市场经济，成就可能更大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今天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本文初刊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内刊，本刊发表时做了新编。尽管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但仍然有大量大型的国有企业存在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

如果当时不是实行计划经济，而是搞了市场经济，我们这60年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转轨时期，由于腐败能够货币化，使得用公权谋私利的行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腐败变得更加醒目。武汉城市圈作为在全国率先启动两型社会建设的试验区，应该在这类项目的实施和运作上不失时机的加快推进，促使相关部门进一步重视与关注、进而采取带有实惠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

本文指出顶层规划和政策支持是政府在建设两型社会中必须要发挥的两大功能，在政府需要合理、有效运用的多种贯彻规划与实施政策支持的手段中，财税政策手段是不能忽略的。要认真分析各类政策信息，紧紧抓住各种机遇，争取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较快实现决定性的突破。虽然实施难度很大，但方向是不可改变的，它要求公开化、透明化，实行专家论证、集体决策、内外多重审计监督等等。并进一步设计了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工作要点、指定了相关的负责部门。

在政策倾斜支持和区别对待中要注重决策机制的建设 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和公共财政建设来看，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导向越来越鲜明。它客观上需要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中、微观化，应该成为地方的主力型调控工具，也应该成为促进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法宝。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两型社会 。实际上都是以政府的适当资金介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导向作用，或者以政府的管理通过特许权经营的方式，调动、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政府想给予支持、重点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领域。这种事关大局和全局的战略要求。同时强调在政策倾斜支持和区别对待中要注重决策机制的建设，并要把握当前中央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而对宏观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机遇，加快两型社会建设。

应该考虑以税收优惠、财政资助、机制转换等手段，促进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事业，以及相关交流活动的发展兴旺。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长久地保持政策理性，防抑扭曲、失误，抑制设租寻租等等行为。应该以财税的经济杠杆和公共财政投入，积极贯彻在城乡结合部实现城区改造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快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与公用事业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并积极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两型社会建设的意义及政府必须发挥的顶层规划和政策倾斜作用 两型社会建设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从经济、社会两个转变通盘考虑提出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要求，而率先动作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包含着对于武汉市而言宝贵的机遇、严峻的挑战和值得高度霞视的探索、创新空间。

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公私合作这种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新机制及其水平的提升，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特别需要在机制创新方面做一系列的探索。这是一种综合配套的改革与发展，是为完成走新型工业化和绿色城镇化道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性任务。

因此，必须通过两型社会建设中公共财政导向下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来拉动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民主化、法治化、宪政化。所谓顶层规划，它既包括通盘的战略规划，也包括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国土开发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等。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新和制度建设问题。应该以名种方式推进改革深化、加快市场培育建设、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吸引多种来源投资，打造活力武汉。而财税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作总量调节的同时，却可以也必须侧重于优化结构、区别对待、雪中送炭、有保有压、各地不一，具体设计。 实施财税政策应该考虑的具体着力点 结合武汉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具体实践，建议在以下五个方面重点考虑配套使用财税政策： 1、发展循环经济方面。顶层规划和政策支持是政府在建设两型社会中必须要发挥的两大功能，市场不可能有效地提供这种功能。因此，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矫正市场失灵和缺陷方面，以及在实现地方政府辖区内发展方式转变、贯彻现代化赶超战略、贯彻两型社会建设战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一种带有支柱性质和主力性质的政策手段。

另外，配合减税还可以有结构性的增税，比如资源税，在CPI和PPI都已经明显下降的背景下，应该积极考虑把资源税的重大调整和增值税的转型组合推出，这样既能冲抵财政减收的压力，同时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又具有长远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会促使企业和社会成员更加珍惜地使用资源、能源产品，促进一系列有利于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的项目和工艺技术的发展。必要时，财政要找准着力点，花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时，实现人员的一次性分流所必须垫付的改革代价和经费的支持。

5、完善市场扩大开放搞活企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显然要配合货币政策来放松货币总量的控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合作，做到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就必须要发挥好只有政府才能够提供的规划功能和政策倾斜支持功能。而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在体制方面、创新空间方面，具有其他地方不能简单比拟的条件，我们要珍惜这样的空间。

特别是财税政策，既然要区别对待、雪中送炭，就必然伴生着设租寻租。在我国的现实经济活动中，有很多地方正在按照国际前沿理念PPP(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生长着多种具体的方式和手段。而开拓可实施操作的解决方案，事关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服务于最终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 在政府需要合理、有效运用的多种贯彻规划与实施政策支持的手段中，应该包括十分重要的财税政策手段 我国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必须是一种间接调控为主的体系，而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是两大政策手段，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计划手段、区域协调手段、收入分配手段等等，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都需要依靠这两大政策的各种工具去实现其调控目标

不管正在举行的哥本哈根高峰会议是否取得成功、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是否持续下去，中国都需要科学发展、绿色发展。2008年11月中国政府率先决定扩大内需，采取10项措施，果断实行一揽子刺激投资计划，仅一年之后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率先在世界各国中经济复苏。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著文表示，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率先促进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努力。第二是办好自己的事情，成为应对和处理世界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中最大的稳定器。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1年－2008年期间，中国在20国集团国家中不仅经济增长率最高，而且经济波动系数最低。第四是带头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这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核心的利益、根本的利益，更出自于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这些减排行动是无悔的、自主的、独立的，与美国、巴西、印度等排放大国的减排目标无关，也与哥本哈根会议是否达成协议无关。2009年被视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困难与挑战，中国外部需求大幅度萎缩，生产能力过剩，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一旦中国经济复苏，2010年—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保持在8%—9%，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会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第一火车头。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负责任地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稳定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提高，而且中国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就从两方面使得中国对全球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大。

在2009年只有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小。节能减排成效显著，预计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2.1%和2.7%。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由于保持高增长，总体经济实力显著上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大国合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较快复苏，同时理性地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进程中，实现了全球经济全面、持续、平衡发展。